“妈妈，为什么逛街我看到的都是玩的，你看到的都是吃的？”老大问，她马上自己给出了答案，咯咯笑着说：“妈妈，因为你就是个吃货。”
娃说得太对了！去年春节假期，全家到苏州旅游。一大早，趁着孩儿们还在酣睡，吃货妈妈急急忙忙独自出门了，要去赶苏州“老字号”朱鸿兴的“头汤面”。
这是陆文夫在小说《美食家》里提及的经典吃货场面。小说描述了主人公朱自治的资产阶级“寄生虫”生活，他一辈子嗜吃如命。比如一大早睁开眼睛，他脑袋里就跳出一个念头：“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！”因为“千碗面，一锅汤。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，那面汤就糊了，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、滑溜，而且有一股面汤气。”倘若吃了有面汤气的面，朱自治会一整天都精神不振，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。
出生在大西北的我，当时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“头汤面”是啥滋味，但小说里的美食排场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第一次知道，番茄还可以当成碗，做为盛菜的小盅，色香味俱佳；而宴席最后的一道汤不用放盐，因为已经鲜到极致。
好在朱鸿兴的老字号一直屹立未倒，多少年后，赶着去吃“头汤面”，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。我要了一碗蟹黄面，一小碗手工拆出的纯蟹肉，浓郁鲜香的浇头，配着筋道的面条，吃得满意，放下筷子就往回跑。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赶着去报食物讯息的工蜂，半小时后，果然又引来了一大家子，还坐在原来的座位，接着点蟹黄面，我家不管大人小孩儿，都吃得眉开眼笑。吃完了蟹黄面，又去吃蟹黄汤包，爱吃螃蟹的大女儿着急地说，只觉得自个儿的肚子不够用，好吃的实在太多了。
这是真的，在苏州的那几日，吃完了上顿就惦记着下顿，选择余地太大了。印象深刻的比如得月楼，那一味蜜汁火方，滋味之妙，百转千回，咸味与甜味鸾凤合谐，一口咬下去，拍案叫绝。而一碗普通的炒素什锦，用砂锅乘着，在寒气袭人的夜晚，吃到最后一口，还是温热的，舌尖和胃都是暖和的。就算是弄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的小馆子，简单的一道韭菜炒螺片，也惊为天人，更别说满大街的馋人小吃了。而最可心的，是一家大小都团圆在一起，热热闹闹满大街找美食，分享着一口汤、一碗面，都是好滋味。
说来惭愧，是陆文夫的小说，为我做了美食启蒙。1983年，《收获》杂志第一期发表了《美食家》。像小说主人公朱自治那样好吃且会吃的腐化分子，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不仅没有见过，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我们那里吃得好的人家，也不过是饺子馅多点花样，坛子里多腌几个咸蛋，有人从内地背回来罐头竹笋、松花蛋，还有糖渍的藕片，已经是极稀罕的食物。
当时人们的味觉才刚刚从温饱中苏醒，食物来之不易，只有春节才可以大快朵颐，食物承载着亲情。所谓美食，就是无肉不欢，绝不浪费，每一道菜都充满了仪式感。而母亲当然是亲情大宴的主厨。
记得每到过年，母亲都会忙活好几天：瘦肉炸酥肉、炸肉丸子，做各式花样的蒸碗，肥肉则用来做龙眼肉，那是过年的压轴大戏。龙眼肉其实是用肥肉片裹着红枣，填上夾沙馅，放在碗里蒸好后，倒扣在盘子里，刚出锅的肥肉卷热气腾腾、晶莹剔透，包着油汪汪吸满肉汁的红枣，有点像龙眼，红红白白，好看解馋。以后多少年，我都爱吃这种甜而不腻的肥肉，以至于后来好友到我家，还曾经特地为我打包带来一份“甜烧白”。
不过，胃口最好的时候，当然还是在大学时代。最能吃的年龄，偏偏又远离家乡，又没挣工资，觉得怎么吃都吃不够，连带着那些校门口流动的小摊，都成了终生难忘的美食记忆。
我最爱梅干菜饼，常常买两个饼就当一餐饭。店家把干菜连一小撮肥肉馅往面团里一抹，擀成薄饼，而后放在一个圆形的小小铁皮烤炉里烘烤几分钟，热乎乎地出炉。我通常都是拿到后立即将饼塞进嘴里，咸咸甜甜的回甘，加上肉馅的肥腴、面饼的香脆，一咬就钟情，喜欢辣口味的还可以加碎辣椒。只是这种饼一定要趁热吃，我戏称其为“五步饼”。五步之外，饼一冷，就如美人迟暮，味道立时减了八九分。后来，每次去南方，我满大街寻找的，依然是梅干菜饼。可惜的是，各地都在创建卫生城市，这些别具特色的小吃，渐渐在当地失去了踪影。
小馄饨也是最爱之一。冬天是祭五脏庙的最佳季节。入夜，大学女生宿舍楼前一长溜木板车就沿街开起了夜宵排档。摊主大多来自安徽，与四川的抄手不同，它讲究的不是皮薄馅嫩，而是那一口咸鲜的汤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板车上的调料罐，白的是盐，黄的是鸡精，一大勺舀到碗里，小馄饨快速捞出，浇上热热的面汤，碗里飘着少许碧绿水嫩的鸡毛菜，味重而汤清，闻着味就觉得饥肠辘辘。那时我们有个三人组，常常一起结伴打牙祭。就坐在简陋的小板凳上，谋划江山，憧憬远大前途。后来，我们仨真的各奔前程，终于在北京的一家高级旋转餐厅聚首时，都已儿女成行，想到当年裹着军大衣吃青菜小馄饨的我们，恍若隔世。
后来，走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吃得东西也越来越杂。所谓的美食，都变成了人生故事，一回忆，就拽出一片风景，带出一大串故人，从此知道什么叫“白驹过隙”。
后来，我看到朋友的一句感慨说，食物是一种深情，刹那间觉得如雷贯耳。
我人到中年，经历过爱恨纠葛、生离死别后，才终于能体会到什么叫食物的深情。
比如，我怀孕初期的时候特别敏感。怀老大时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有天晚上，工科男三进厨房，连着做了三顿饭。做的什么饭都已经忘记了，只记得，终于吃下去不吐了。
怀老二时人在美国，比怀老大时妊娠反应还厉害，一个月瘦了十斤。那段日子，连看到龙虾都要恶心。工科男还在国内，有力使不上，最多只能手机远洋视频，遥控我去Whole Foods买容易消化的奶酪。吐得死去活来的时刻，“老外”友人特地将我接到家里住，想方设法为我做“中国饭”。她每天早上用牛奶锅熬米粥，把土豆和胡萝卜切成丝放入，再放入西式调料。这碗中西合璧的“中国粥”的味道，我终生感恩。
不过，一旦孕期过了四个月，我很快就变成了狮子大张口，什么都能吃，什么都想吃。而且越吃不到中国菜，越想吃。好在到处是烹饪高手，朋友家里有从国内背来的压面机，有专业切羊肉片的机器，专为涮锅子用。原料也可以洋为中用，有用西点材料炸的油饼，而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则是朋友用紫甘蓝调的馅，比白菜馅饺子别致很多。
异国他乡，食物就是恩情，化身成一碗面、一锅汤、一兜饺子、一盆火锅、一餐家宴。已经数不清朋友们送来了多少美食，而我又在朋友家蹭了多少顿饭，特别是2015年春节的那顿年夜饭。当时工科男要年后才能赶来，我一个人寂寞焦虑，百爪挠心。幸得有“帮主”家的除夕大宴，才顺利熬过那个年。
“帮主”是我们大伙对朋友的尊称，因为他和夫人总是热心助人，一家子行侠仗义，很有老大风范，大伙都喊他“帮主”。那一晚的除夕大宴，菜肴真的是五湖四海，南北通达。不管年龄，不分地域，“帮主”家凝聚了一大帮异乡客。人太多，饺子都要一锅一锅地煮，装菜的大盘子把长条桌都搁满了。大伙一边享用美食，一边看春晚吐槽，热闹开心，好像回到了大学集体宿舍的时光。
大宴当然少不了大厨蓉姐的功劳。每次大伙到“帮主”家聚餐，厨艺高超的蓉姐总是会提前做出几个“功夫菜”带来，其中有一道蛋卷包肉印象最深。蓉姐菜如其人，特别讲究漂亮。记得欢宴散后已经是夜深，她仍然在出门前仔细地补上和衣服配色的口红，一丝不苟，正如她做的菜的品相，色香俱全，一道蛋卷肉裹得玲珑，色泽鲜亮，摆在盘里貌美如花。
回国后，有一次去湖南籍的朋友家吃饭，一看到这道菜，立即就想起了蓉姐，想起了“帮主”家热闹的饭厅，想起了那个难熬的年，得到的那么多温暖和帮助，眼睛突然就发酸了，路途遥遥，不知朋友们几时能再见，那么美味的一道菜，怎么也吃不下去了。
食物其实不仅仅是果腹，真的是五味杂陈。著名导演李安有一部电影，叫做《饮食男女》，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关于食物的电影。喜欢它，除了有各种赏心悦目的菜肴，还因为片中的食物演绎了人世间的悲欣交集。中国饮食文化的一招一式，都化为人情往来，岁月消长。你生命中的每个人，你忘怀不了的每段事，都会在煎炒蒸煮中热闹浮现，不过是一顿饭的功夫。
比如我的女儿，最喜欢吃我母亲做的酥肉，母亲也只在年节才做。后来母亲病逝，设宴答谢来与母亲做最后告别的亲朋，居然也上了一道酥肉，只是再也不是熟悉的味道，想到自己没能传承下这道菜，此生再也吃不到了，一时间急痛攻心。
如今，年岁渐长，又开始为一双小儿女操持美食。我家最隆重的自制食物是粽子。每到端午节，都要去超市买上好的五花肉和糯米。我负责采购，工科男负责腌制。五花肉切成拇指粗细，用黄酒、生姜片、红糖、生抽浸没，放在冰箱保鲜层里，一口气腌上三天。而后用腌肉的汤泡糯米，米吸饱了汤汁后，我家的小时工阿姨就开始包粽子。她手巧，人又利索，一会就包一大锅。粽子叶从不浪费，大的憨厚，小的秀巧。包好后用小火煮一晚上，要多美味有多美味，绝不输于嘉兴肉粽。其实每次大动干戈，我家却没有真正吃到几个粽子，都就近送给亲朋，送去时还热乎乎的。
身为一个吃货，我最终没有能够成为陆文夫笔下的美食家，也没天赋成为母亲或者蓉姐那样的大厨，更没有能够成为“帮主”那样慷慨助人的侠义人物，但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美食是用诚意来制作的，而每一口食物都有恩情如山。怎能不分享，怎能不感恩？
陶太：自由撰稿人，毕业于复旦大学，曾为FT中文网、《经济观察报》等撰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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